摘要：〔4〕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
[28]在极短的会议期间内，在没有多方听取意见、进行辩论的基础上，对于具有高度专业性的预算案进行充分的审议，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且，如前所述，含有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对应的宪法条款并不一定使用公共利益的表述，如民法通则第3条和物权法第7条的规范依据应该是宪法第51条，但宪法第51条中并未出现公共利益的概念，且明显将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置于比个人利益更高的地位。既然无法通过法律来界定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那又应当如何解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引发的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之现实问题呢？张千帆教授的观点非常中肯且较具代表性：要保证政府的征收行为符合‘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在征收的程序控制上多下功夫。
进入专题： 公共利益 宪法解释 。那么，立宪者就完全没有必要多写的需要这几个字了。就含有公共利益用语的法律规定来看，除第二种运用于公法领域的公共利益的含义表述以宪法上的征收（用）条款中的公共利益为依据外，其他两个层面的公共利益都无法从1982年宪法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述。[2]（p.44）而且，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1982年宪法第12条和第51条的规定来看，公共财产、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并赋予国家特别的保护义务。
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一定区域的社会的利益，可能并不属于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大久保史郎：《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人間の安全保障》，载上田寛、大久保编：《挑戦を受ける刑事司法》，日本评论社2001年版。
另参见拙文：《 戦う安全国家と人間の尊厳》，载《ジュリスト》第1356号（2008年）。——译者注[7]对此间事情的正确研究，目前可参见河合干雄：《安全神話崩壊のパラドックス》，岩波书店2004年版。有人不安地说，未来地球生物、因而作为其中一员的人类可能会灭绝（所谓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灾害应对基本法制体系是以自然灾害为对象而建立起来的。
其众所周知的第2条规定，一切政治结合（association politique）的目的在于保全人的不因时效而消灭的自然的各种权利。但社会内部迸发出的结构性矛盾，到了难以通过社会自律来纠正、解决的时候，为了标榜保障社会的安全和安心、维持国民国家秩序，便推出了作为社会保障的social security。
近代的课题看来是将人们免于具体危险的安全作为人的权利，并在将来也保障该权利，消除人们的不安进而带来安心的体制就是security，将此设定为政治和统治的任务（但在德语圈中，既表达为不危险的Gefahrlosigkeit，也表达为并非不安的Sorgenlosigkeit，同时还表达为Sicherheit。Security是统治和政府原则性任务之一，若回归上述理念的原点，它就是要构筑以具体的人的安全为基础的安心体系。这种风险论原本与像天灾那样难以追究责任的危险（Gefahr）不同，虽然以人类行为带来的、能追究责任的危险（Risiko）为对象，但像以第二自然命名现代文明那样，正如自然灾害的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管理也有困难那样，给人们造成危险、不安和威胁的现代文明将向何处去，也是考察的目标。例如，加拿大主要是以所谓PKO、即维和行动的新版本来把握这一构想，将某种军事力量置于已承诺的国际、外交政策的主轴。
[13]例如，関之：《近代人権宣言史》，劲草书房1965年版，第39页以下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一味以追求国家的强盛为目的，而忽视其他国家价值，是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并反映在中国的宪政文化中。权力的传递路径不是采取宪政国家的自下而上的传递方式，而仍然遵从传统封建专制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方式。
[6]参见陈晓枫主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自此，中国人开始走上了研习宪法和追求宪政的漫漫之路。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8]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在附录中也曾规定了部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些权利和自由却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
[7]这一重构使得西方宪法在传入中国后，其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结构设计被破坏，并异化成国家公权力的一元化模式。国民党的《训政时期约法》则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等等，不胜枚举。否则，我们又会落入到洋务运动中所倡导的中体西用之类的旧模式之中。[8]《大清法规大全·宪政部》卷四，转引自前注[6]，陈晓枫书，第244页。杨志民，武汉大学法学院。例如，唐君毅认为，西方宪政精义中作为现代民主核心的自由权利观念，其实质就是一种人文关爱精神。
因此，儒家文化体系是无法转化成宪政文化体系的。进入专题： 宪法文化 宗法秩序 。
由此可知，《钦定宪法大纲》虽有宪法之名，却奉行立法、行政、司法皆总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之实。而正是基于该条规定，宪法实施后，国民党就先后颁布了《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一系列政令文件，对人民的游行、请愿等自由权利加以限制或禁止，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梁启超认为，国家权力的加强有利于中国形成一个核心力量来统一国家的各种政治资源，以增强国家实力实现中国尽快走向富强。载沣认为，立宪的最大好处就是不仅有利于继续维护满清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且还有利于减轻甚至消除西方列强这一外患和革命党这一内忧，而外患和内乱的消弭又更加有利于实现皇位永固。
[5][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6]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原本各自有着不同的存在领域，然而自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满清政府封闭的国门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危机。然而，当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的认识随着与西方著作接触的增多而不断深化的时候，他对群体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注不久便导致他感觉到自由权利学说的危险性，并最终从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退却下来。自晚清以降，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中国宪法领域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宪法传入中国后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重构。
尽管新儒家们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包含着诸多启人心扉的重要启迪，例如，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开辟出宪政、民主来，从而形成将传统文化与宪政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新思路，但是，就他们对儒家文化和宪政文化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判断而言，确实是十分令人感到遗憾的一大失误。要让这个民族消亡，至少让这个民族的文化消亡。
从这一点来说，儒家实际上还是具有平等精神的。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二是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制度创新是文化转型的关键。以严复、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在于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有议会、宪法。
关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中，无论是在对宪法的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宪法文本上，亦或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都得到了大量而充分的印证。庞朴先生说：如果想否定传统，可能就等于否定这个民族。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我们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可以得知，失败的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缺乏宪政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实用性思维的指引下，为救亡图存，近代中国人被迫学习西方宪法。西方的宪政文化催生了宪法。
一、传统宗法文化对西方宪法的重构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日本在实现近代化以前，其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属于儒教文化传统。
日本是采取这一形式并成功地实现近代化转型的典型。宪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肇始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